“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杜甫以笔为剑，以诗为史，创作了“三吏三别”这一不朽篇章，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其蕴含的家国情怀，如黄钟大吕，穿越千年时空,依然振聋发聩。
“三吏”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这六部作品，创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冬到乾元二年（759 年）春，彼时，安史之乱仍在肆虐，官军在相州大败，为补充兵力，统治者不择手段地征兵，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杜甫在由洛阳返回华州途中，目睹了这一幕幕惨状，心中的悲愤如火山喷发，凝聚于笔端,化作这一组史诗般的诗篇。
《新安吏》中，“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开篇便营造出紧张压抑的氛围，连年幼体弱的“中男”都被强征入伍，百姓的无奈与悲苦可见一斑，杜甫并未一味地宣泄悲痛，“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一句，在劝勉中饱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他深知，在这战乱之际，唯有军队强大，方能保家卫国，尽管征兵手段残酷，却也是形势所迫，这种在苦难中对国家的理解与期望,体现出杜甫复杂而深沉的家国情怀。
《石壕吏》更是将战争的残酷与百姓的悲惨刻画得入木三分。“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深夜捉人，百姓为躲避兵役，老翁翻墙而逃，老妇无奈出门周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一“怒”一“苦”，形成鲜明对比，吏的凶暴与妇的凄惨跃然纸上，老妇为保护家人，自请应征：“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她的话语，满是无奈与决绝，让人不禁泪下，杜甫以客观冷静的笔触，记录下这人间悲剧，对统治者的苛政发出无声的控诉，同时也对底层百姓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同情，这种对百姓苦难的感同身受，正是他家国情怀中“民为邦本”思想的体现。
《潼关吏》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杜甫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杜甫通过与潼关吏的对话，描绘出潼关地势的险要，强调了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他告诫守关将士要吸取哥舒翰轻敌致败的教训，坚守潼关，保卫国家。“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此句饱含着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忧虑，体现出杜甫作为一个有识之士,对国家安危的深刻思考与拳拳之心。
“三别”同样动人心弦。《新婚别》以一位新婚妻子的口吻，诉说着丈夫新婚即被征入伍的悲痛。“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新婚的甜蜜尚未品尝，便要面临生离死别，这是何等的残酷！她并未一味哀怨，而是强忍着悲痛，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她深明大义，以国家为重，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令人动容，杜甫通过描写这位新婚妻子的复杂情感，展现了战争对普通家庭的巨大冲击,也凸显了人民在国难面前的担当与奉献。
《无家别》的主人公是一位从战场上归来却无家可归的士兵。“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家乡的破败，亲人的离散，让他的心中充满绝望，而“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刚回到家乡又要被再次征召，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的命运悲惨到了极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逃避，“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句质问，饱含着对命运的无奈与对国家的忠诚，他深知自己作为百姓的责任，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依然愿意为国家效力，这种坚韧与忠诚,正是杜甫所歌颂的家国情怀。
《垂老别》中的老人，在风烛残年之际，也要告别老妻，奔赴战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他的话语中，既有对子孙战死的悲痛，又有对国家的大义。“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面对老妻的悲啼，老人虽心有不忍，但依然决然前行，他的离别，是生命的悲壮，更是对国家的深情，杜甫通过描写这位垂暮老人的抉择，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民为国家做出的巨大牺牲，让人感受到在那个动荡年代,家国情怀在普通人心中的沉重分量。
杜甫的“三吏三别”，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他既对统治者的昏庸和苛政进行了批判，又对饱受苦难的百姓给予了深切同情，同时始终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期望，这种复杂而深沉的家国情怀，使“三吏三别”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之作，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安史之乱时期的社会全貌；又似一座丰碑，铭刻着杜甫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厚意，在今天，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诗篇时，依然能感受到杜甫那颗跳动的赤子之心，以及他所传递的家国情怀的永恒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