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团战争命令，元帅与将军有什么区别？
猜个谜语：在什么地方将军和元帅是完全一样的？答案是象棋。除了在棋盘上，两者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在军衔上，元帅比将军高，但在含金量上来讲，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它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战火纷飞，正是军士升官的好时机。晋国名将因屡战屡败而首次被称为“谋元帅”……
在那个时代，元帅只是一个相当于“总司令”的头衔，而不是一个实打实的官职。直到南北朝，元帅才正式成为统帅全军的正式名称。但他们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借着皇帝的后代和亲属的关系拿到的，而副元帅通常是有声望的大臣，也大多不是什么武将。
再来看将军，古代将领是高级军官，也起统帅作用。将军也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他们是军队的指挥官，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元帅。
但在南北朝，将军的形式更为丰富，权力和地位也大不相同。有的将军真的指挥军队，有的将军是个光杆司令，甚至连听自己话的士兵都没有。自南北朝以来，将军变得越来越水，甚至最终直接成为荣誉称号，当上官儿就送将军称号。有点像“文丞相”、“武丞相”，廉颇就是这么当上丞相的。
而元帅是军队中最突出最高的头衔。在中国古代，元帅是排在第一位能够指挥全军的军官。南北朝时，元帅才开始正式成为统帅全军的官名。总的来说，元帅是作战中的军队指挥官，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前线指挥官。
从16世纪起，元帅一词就被用来表示法国军队的最高军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都有元帅的军衔。苏联甚至有四级元帅，而且苏联军队的元帅也分为炮兵元帅、装甲元帅、工程元帅、通信元帅等。
总结起来就是在古代，元帅的地位高于将军。元帅是全军的指挥官，将军是部队的领导部分。古代元帅未必会立有战功，但他们指挥下的大多数将军则是凭借他们的能力和军事上的战场功绩而晋升的。就含金量而言，作战的将军们仍然比元帅们强。
现代术语“元帅”是指法国军队的最高军衔，始于16世纪的法国军事制度。法国于1560年授予元帅军衔，被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采用。
苏维埃元帅的军衔还比较多，分得比较清楚，别的国家元帅分得就很粗枝大叶。朝鲜就只有元帅和副元帅，纳粹时期的德国有帝国元帅和军事元帅。
实际上，现代一般不设元帅，在我们现在的军衔制度中，将军是最高的军衔。驻外将领有准将、少将、中将、上将。我国目前不设准将军衔，因此，准将从一开始就是外国的将军，而我国和美国目前都没有元帅，美国是五星上将，相当于我国曾经的十大元帅。
所以在有元帅的国家，元帅比将军更高级。在没有元帅的国家，军衔最高的将军与其他国家的元帅相对应。
当然，无论是将军还是元帅，只要不是花拳绣腿，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就是好的军官，而事实上现在很多的将军、元帅甚至一些更低的军官都是荣誉军官，就比如英国皇室的男子基本上都有军衔，而他们真正的作战能力如何却无人得知，水平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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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支部队都打光了？
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灭后，随即于1947年7月进行了部队重建，其三个整编旅的部队来源如下：整编第51旅由没有参加孟良崮战役的三个新兵团合编而成（这三个团原本是每个旅一个的）；整编第57旅则是以调入的山东警备旅为基干，然后补充升格而成。不久以后，再调后方的“广东航空警备旅”纳入编制，继承了整编第58旅的番号，全师这才完全恢复建制达到20000余人。
黄埔四期的邱维达那是王耀武的心腹爱将，成立第24集团军和第四方面军时，他都是王耀武身边的参谋长，抗战胜利后出任整编第74师中将副师长，但是并没有随军行动，所以王耀武立即保举由他接任第一次重建的整编第74师师长。1948年8月，整编师恢复为军级番号，邱维达第74军划归邱清泉第二兵团指挥，不久参加淮海大决战。
总体来说，整74师的第一次重建还算是有点“血脉”的，不仅有三个原来的建制团和一个留在后方的榴弹炮营，并且还有一些逃回来的零散士兵（华野下令整74师的俘虏一个不放，所以被释放后逃回的真心极少）。这其实也是部队重建最好的方式，那就是以残存的官兵为基础，再补充进一些地方武装、后备部队以及新兵，还算是有一定“遗传基因”的。
这个74军其实战斗力还算凑合，济南战役中该军（番号还是整编师）空援了七个连1000余人到济南，在核心城区的防守中非常顽固和顽强，带队团长以下大部阵亡，也给华野攻城部队造成了较大牺牲，战斗力还是要超过杂牌军。之后在淮海战役的潘塘战斗中，第74军跟华野的苏北兵团也能对战一阵子，我军主动撤离后，邱清泉还以此捏造出来一个“潘塘大捷”。
不过在1949年初的陈官庄包围圈中，第74军跟随杜聿明的前进指挥所、邱清泉第二兵团一起，第二次被华野全歼，中将军长邱维达也兵败被俘。毕竟是“五大主力”之首的招牌番号，所以很快就在浙江再次重建，时间是1949年2月底，不过这次可没剩下什么建制部队，先是收容从淮海战场逃出来的残兵败将，再有就是该军在后方留守处的少量留守人员，数量严重不足。
因此第74军的第二次重建，主要兵源是第9编练司令部征招的浙江籍新兵，由于招募时间不长和缺乏训练，尤其是缺乏有作战经验的骨干军官和军士，所以战斗力急剧下降。该军以抗战时期第51师步兵指挥官劳冠英为新任军长，恢复了第51、第57和第58这三个师的番号，但是兵力只有不足15000人并且战力较差，只能驻于浙江兰溪担任二线预备队的任务。
再后来由于第74军在福建战役中的表现差极，撤至平潭岛上甚至毫无军纪，不服从命令和抢掠百姓，已经不复往日的74军风采，遂遭蒋军高层嫌弃，不再视为主力部队，1949年8月干脆把74军的番号转给了云南卢汉。也就是说，以这个时间点为界，历经两次重建的那个抗日铁军第74军彻底消亡，不仅老班底不在，连番号都搞没了。
由此可以发现，第二种重建方式是非常勉强的，虽然部队番号如旧，但是早已经没有了曾经的作风和精气神，因为重建的基础太过薄弱，比如在1944年衡阳保卫战中死守47日的方先觉第10军，那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完全不弱于所谓五大主力。结果在衡阳放下武器全军覆灭，不久以逃回来的部分官兵（约3000人左右）再补充大批后方新兵，也重建了第10军，然而军魂已经不在。
所以以第10军在抗战后缩编的整编第3师，兵力一度恢复到了20000余人，战斗力却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1946年8月的陇海路战役中，赵锡田的整3师仅仅两天时间就被刘邓大军全歼。并且歼灭的非常彻底，重建的基干都不存在了。同样，在次年的鲁西南战役中，黄埔三期陈颐鼎的整编第70师也被刘邓大军全歼，师长、副师长和参谋长通通被俘。
这样的部队怎么重建呢？蒋军琢磨出来的办法是“以老带新”，即从胡琏的整编第11师中抽出一个整编旅（整18旅），以此为基干再补充一些新兵，重新打起整编第3师的番号；然后再从邱清泉整编第5师中抽出整编第96旅，补充之后如法炮制再恢复整编第70师的番号，于是两个整编师就扩编成为了四个，完成了部队的重建。
这算是第三种办法吧，只不过以一个建制整编旅扩充起来的整编师，兵力和战力都难成规模，所以基本不敢单独活动，咋办呢？遂以整3师跟整11师合组为整18军、整70师跟整5师合组为整5军，以老带新聚在一起遂行作战任务，兵力则在一个整编师之上两个整编师之下，这就是中原战场上所谓的胡琏兵团和邱清泉兵团（小型兵团，跟后来的大型机动兵团性质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第三种重建办法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尽管部队番号如旧，但其骨干力量已经是外调进来的建制部队，旧部数量少的可怜，已经跟“番号转授”没什么区别了。
台儿庄战役汤恩伯出击时间合适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汤恩伯升任第20军团军团长，第20军团下辖第13军、52军和85军三个军。其中，第13军军长由汤恩伯兼任，第52军军长为关麟征，第85军军长为王仲廉。
第20军团除了第110师属于杂牌军外，其余都是嫡系精锐，全军团共有6万余人，每个军下辖的每个师有1.1万余人。在装备上，第20军团拥有不少山炮、加农炮、榴弹炮和战防炮等重武器。如此兵力和装备，在同地域的国军部队中，第20军团是实力最雄厚、装备最好的部队。
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日军向滕县守军川军第22集团军发起进攻，汤恩伯部被紧急调往滕县、临城增援。15日，第85军先头部队奉命赶往滕县东南山地，汤恩伯也于当天抵达临城。
此时滕县之战正在激烈进行，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命令汤恩伯部迂回滕县以北，与川军第22集团军联合夹击滕县之敌，当时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紧急给汤恩伯发来电令，请求汤恩伯尽快派兵增援。汤恩伯认为日军已经有一部绕过滕县南下，滕县外围阵地已经丢失，于是拒绝了李宗仁的命令和孙震的请求，就地让第85军占领临城，准备侧击南下的日军。
3月17日，汤恩伯给李宗仁发去电报，表示将亲自率第85军收复滕县。但当他看到日军源源不断攻击而来，守军大部已经溃散，于是又决定避免和日军正面决战，命令第85军向临城以东的地区移动，又命令赶来的第52军沿着运河布防。孙震第22集团军苦苦支撑，得不到汤恩伯部的支援，川军伤亡惨重，坚守到18日，川军名将王铭章及3000名川军全部战死滕县，滕县被日军占领。
日军攻下滕县之后，调整了作战策略：以矶谷廉介第10师团沿着津浦路南下，以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攻占临沂，进入峄县，与日军第10师团汇合，一举歼灭运河以北的中国守军。日军的这一南北攻击计划，妄图将中国军队全歼。
然而，日军料想不到的是，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部在临沂遭到了张自忠和庞斌勋部的顽强阻击，日军第5师团在临沂被杀得寸步难移，日军南北两路夹击的计划落空。
就在此时，日军第10师团为了抢夺头功，不等第5师团突破临沂策应，就孤军冒进，濑谷支队攻占滕县后，立刻向韩庄、峄县发起追击。3月20日，日军濑谷支队攻下峄县，尝到甜头的日军继续冒进，为李宗仁围歼这股敌人创造了机会。
为歼敌创造了机会，李宗仁立刻命令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迅速开到台儿庄附近的运河南岸集结，池峰城部第31师于3月22日进入台儿庄布防；命令在临城的汤恩伯第20军团让开津浦线，将主力集结在峄县东侧及枣庄西北一带山地，侧面攻击南下的日军第10师团。李宗仁的战略非常明显，以池峰城部第31师吸引日军，以汤恩伯部在临枣支路与韩庄运河之间围歼日军主力。这一战略被称之为“枣峄计划”。
3月22日，汤恩伯率第20军团司令部和第52军赶往台枣支线布防。在经过台儿庄时，池峰城求见了汤恩伯。池峰城问汤恩伯，第20军团何时能够南下共同夹击日军，汤恩伯回答，只要枪声一响，我们马上就回援，第31师只要坚持三天就够了。
汤恩伯离开台儿庄后，立刻布置兵力实施歼敌计划，汤恩伯命令第52军攻打峄县，命令第85军攻打枣庄。汤恩伯这一战略，其实是有他的盘算的，第52军与第85军虽然都是精锐，都是自己的老本本，但要细细区分起来，第85军在感情上才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于是，汤恩伯将第52军调去攻打日军主力据守的峄县，第85军则在枣庄附近进行牵制和掩护。
3月22日，日军濑谷支队沿着台枣支线进犯台儿庄，台儿庄战斗打响。赤峰城率部坚守台儿庄，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汤恩伯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但他没有立刻命令第52军、第85军向峄县、枣庄之敌发起进攻，策应台儿庄，而是发去给李宗仁一份电报，声称情况发生变化，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
3月24日凌晨，汤恩伯命令在前线的第52军掉头向北，冒着大雨向枣庄北面的鹁鸽窝、郭里集一带转进，随后又命令第85军前来汇合。两军汇合后，汤恩伯率领第20军团进入了枣庄东面和北面的山区之中，隐伏起来。
汤恩伯不按原定计划进攻，理由是在郭里集发生了战斗。第52军在郭里集的确与日军发生了战斗，但战斗并未如汤恩伯所说全军被日军挡住，无法前进。当时在郭里集的日军，数量并不多。在郭里集战斗结束后，52军军长关麟征请求汤恩伯令第85军配合攻击日军的沂州支队主力，汤恩伯也予以了拒绝。
而就在此时，日军主力已经被孙连仲部吸引在了台儿庄正面，此时汤恩伯部要是以少量兵力牵制枣庄之敌，亲自率领第20军团主力南下，迅速与孙连仲部汇合，围歼日军主力是非常有利的。实在不行，集中主力歼灭枣庄的日军，再挥军南下救援孙连仲部，也是一个不错的战略，但是汤恩伯两个方案都没选，选了第三个方案，就是收拢两军向山区隐伏起来。
3月26日下午，关麟征派出参谋长姚国俊和第25师参谋长覃艺之等人到抱犊崮山区去找汤恩伯，请示作战计划和命令。汤恩伯告诉姚国俊等人，日军猛攻台儿庄，看来台儿庄是守不住了，日军可能会提前冲破运河南下。汤恩伯最关心的是，一旦日军突破运河南下，第20军团将成为日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他最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3月27日，台儿庄之战已经进行到了第5天。在这5天时间里，汤恩伯既不攻击枣庄，也不攻击峄县，也不南下前后夹击台儿庄之敌。第20军团6万多精锐全部闲置在枣庄以北山区，按兵不动，隐伏不出。
孙连仲部迟迟等不来增援，日军攻入台儿庄内部。李宗仁见状不得不改变战略，先调集主力围歼台儿庄正面之敌，然后解决枣庄、峄县之敌。李宗仁亲自给汤恩伯发去电报，让他火速派兵南北夹击台儿庄之敌，不得有误。
汤恩伯得到电报后，于27日晚上9点钟命令关麟征、王仲廉率部夹击台儿庄之敌。然而，汤恩伯又一次食言，他认为日军主力还在峄县徘徊为由，命令第85军全部留在山区，命令第52军派出3个团南下策应台儿庄守军，攻击日军。
汤恩伯的这一举动，让第52军军长关麟征觉得反感。关麟征认为汤恩伯一再将85军调在后面休息，第52军却总是冲锋在前，这种亲疏有别的做法一次又一次伤透了52军士兵的心，于是关麟征拒绝执行汤恩伯的命令，原本要派出去的3个团，也没有了下文。
3月28日晚上10点钟，台儿庄守军苦战了6天6夜，也没有看到半个援军的身影。李宗仁第4次给汤恩伯发去电报，让他赶紧率部来援，李宗仁在电报中言辞激烈。汤恩伯于是于29日下午，才命名第20军团出山向峄县东南方行进。
29日下午，日军攻击台儿庄的兵力增加到了16000余人，台儿庄守军期待援军望眼欲穿，战场情况危急万分。但是汤恩伯部行动依然迟缓，一直到了30日凌晨，第52军主力才抵达台儿庄以北25公里处的兰陵镇。
4月3日，各部对日军发起总攻击，但汤恩伯部还是拖延避战，仅第52军在牛庄歼灭了日军180人外，并没有多大举动。4月5日，蒋亲自给汤恩伯发来电报，蒋对汤恩伯率领第20军团在台儿庄作战半个多月，竟无尺寸之功非常不满。若再这样，将以军法论处。
汤恩伯到此时才着急了，于是亲自到前线督战，第20军团各部也行动迅速，日军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被击溃，被迫放弃阵地北逃。4月7日，台儿庄内的日军被全部肃清，台儿庄大捷完成。
台儿庄战役纪念碑
1980年代，第52军参谋长姚国俊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消极避战的经过，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揭开了汤恩伯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实情。李宗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同样也记录了此事。
从姚国俊和李宗仁等人的回忆录来看，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的消极避战行为确有其事，绝非杜撰与诬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