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副总统死战不降，可为什么第四次长沙会战？
胜战不复。
如果过度沉湎于上一次战役胜利的经验，那么，上一场战役成功的经验，往往是下一场战役失败的教训。
第四次长沙会战时，薛岳就是如此。
三战长沙1939年9月-1942年2月，以长沙为中心，国军与日军连战三场。
三次会战，第一次小胜；小二次大败；第三次大胜。
严格来说，三战长沙，绝不能说是三战三捷。
不过，无论在国内、国外，三战长沙都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就国内而言，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屡屡战败，三战长沙的战绩已经能给国人带来极大的鼓舞。
就国际而言，这个阶段，盟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军队在长沙的作战，已是为数不多的亮点。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横扫东南亚，正要进一步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南下，但三战长沙后，日军意识到中国军队实力尚存，遂削减、推迟了一些调动计划（如果第3、6、13师团），使其在攻取新加坡后趁胜发展进一步攻势的能力削弱。（英国人当时评价：如果日军当时在东南亚有更多陆军的配合，日军将轻易占领斯里兰卡和毛里求斯，使日本不仅主宰孟加拉湾，而且掌握整个印度洋，盟国与印度的海上通道将被切断。）
因此，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薛岳将军和长沙会战的英雄们，受到了国内外的大力赞扬。
自以为可以延续的经验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薛岳将军在祝捷会上，结合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过程回顾，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天炉战”思想。
所谓“天炉战”，其基本思想如下。
1、利用湘北到长沙之间的四条纵横河流，节节抵抗，消耗日军后，各部转入侧翼，构成“炉壁”。
2、在长沙附近组织坚决抵抗，构成“炉底”。同时，“炉壁”的国军不断袭扰日军侧翼、后路，把炉子烧起来，把日军当肉炖。
3、炉火烧得差不多了，日军受到严重消耗后，各部向长沙做向心攻击，合击日军。
薛岳将军认为这种战法“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是可以不断使用的抗日战法。
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薛岳将军确实越来越相信自己可以继续用“天炉战”抗击日军了。
一方面，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日军有2年多不再对长沙方向发起大规模进攻。
看起来，日军已认识到很难在第九战区面前讨到便宜，不敢再大举进犯。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持续推进，日军在各个战场都陷入困境，其实力大为削弱。
看起来，日军很难再组织起强大力量，发起对长沙方向的进攻；即便发起进攻，也难以集结超过此前三次长沙会战的兵力了。
如此，日军兵力不足，物资补给困难的问题比以前更为严峻，更没有能力打破“天炉阵”了！
看起来，“天炉阵”，足以继续护卫长沙了！
完全不一样的战役1944年5月，日军发起了长衡会战。
此次作战，是一场与此前三次长沙会战完全不同的战役。
1、战略目标不同。
前三次长沙会战时，在华日军的基本战略是“治安第一”主义。
武汉会战后，日军已经占领我国大片土地，战线过长。日军遂将巩固占领区作为首要企图，暂不扩大占领区。
所以，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打击我有生力量，削弱我抗战意志，“以战迫降”，不求占领长沙。
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已经攻占长沙，但日军仍然宣称“战略目的已经实现”，主动退走。
而此次作战，日军的目标是“打通大陆交通线”。
日军不但要打下长沙，而且，还要准备继续南下！
战略目标不同，日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兵力物资投入的规模自然都迥然不同！
2、投入的兵力、物资不同。
前三次会战，日军皆是“有限目标”，因此，其投入的兵力都在10万左右，兵力约只有我军的1/4左右。
而此次会战，日军投入了40万大军，其规模不但远远超过此前三次长沙会战，还超过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为日俄战争以来日军投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其总兵力规模与我军基本相当。
3、作战指导不同。
此前，日军兵力有限，只能集中力量寻歼我军一部，其侧翼、后路难以得到保障。
一旦深入到长沙附近，其侧翼、后路兵力不足的问题彻底暴露，容易形成孤军深入的态势。
此时，我军以长沙为“炉底”，以东西两侧为“炉壁”，确实能把敌人“烹”了。
但是，此次，日军兵力强大，有能力在保障正面进攻的同时，以强有力的兵团保卫其侧翼、后路！
尤其是，吸取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日军做了针对性安排。
一方面，日军在一线以5个师团齐头并进，又以3个师团部署于二线，其中，战力最强的基干兵团部署于两翼，以保卫其侧翼、后路。
如此，“炉壁”烧不起来了。
另一方面，日军对攻坚长沙的兵团做了特别部署。
担任攻坚长沙的58师团，为攻击拥有坚固堡垒的大城市反复进行了特殊训练。
负责担任夺取岳麓山任务的34师团，也事先在步、炮、空部队确立了周密的部署。
如此，“炉壁”也危险了！
“炉底”、“炉壁”都无优势，“天炉”自然也就烧不起来了。
一样的对策+不如以往的部署日军的部署不同，我军的对策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对此，国军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小诸葛”白崇禧建议：将决战地域放在广西。
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建议：在衡阳附近与敌决战。
白崇禧、赵子立的建议，都是针对日军兵力强大的特点，拉长日军战线，然后再与敌决战。
然而，薛岳将军认为：日军东拼西凑，凑不齐多少人！我军有可能继续在长沙附近与敌决战，并复制“天炉战”！
最终，薛岳的建议得以执行，国军依然如以前一般，企图以同样的对策，应对各方面都迥异于前的敌人。
然而，即便如此，薛岳的部署也因多方掣肘，反不如以往了！
比如：谁来守长沙这个“炉底”？
当时，部署于长沙的，是第四军。
这个军，本是国军中最出名的强军。北伐战争时期，该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叶挺独立团就属该军）。
然而，该军的特点是善攻不善守，显然不适合担任“炉壁”。
薛岳也意识到：应该抽调以善守的“泰山军”第十军来守长沙。
然而，薛岳却不便说出口：第四军，属粤军，是薛岳的嫡系。此时，如果由薛岳提出不让第四军守长沙，有保存实力之嫌。
于是，薛岳暗示赵子立，希望赵子立来提出更换守城部门的建议。
赵子立另有意图：赵依然认为应在衡阳决战，只把长沙作为一个逐次抵抗的区域。如果第4军守长沙，将来，薛岳为保全第4军，容易接受赵在衡阳决战的建议。
因此，赵子立低头不语···
最后，第4军，这个不善守城的部队，承担起了守长沙的任务。
“炉底”，不如以前了。
面对完全不一样的敌情，国军选择了一样的对策；面对更强大的敌人，国军的部署反不如以前。
胜负，未战已分。
守城战，未战已败依照“天炉战法”，前线诸军，需节节抵抗，消耗日军的实力，削弱日军的冲击力，然后撤至两翼，侧击敌后路，为长沙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大战一开，全盘皆乱！
首先，国军对开战时间的判断出现了根本性错误。
以薛岳为代表的国军将领认为：初夏时分，湖南的稻田、堰塘和江河湖泊都蓄满了水，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因此，日军不可能在5月发动大举攻势。
这个判断，符合常理，但却低估了敌人：时间，已经容不得日军慢慢挑选进攻时间了！而对于已经在中国打了7年仗的日军来说，他们是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的。
因此，日军攻势一开，国军前沿部署未集，加之日军规模超出预计，迅速退却，根本没有对日军形成任何足够消耗！
而由于节奏被打乱，各部退却后，也处于散乱状态，一时无法形成有力组织，也无法执行侧击任务。
接着，日军稳妥的部署，使长沙彻底成为孤城。
横山勇吸取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对攻击长沙十分谨慎。
他严令各部，先行攻取宁乡、浏阳。
宁乡、浏阳，是长沙东西两翼的屏障，也是“天炉阵”中“合击（攻长沙）日军”的支点。
日军夺取两处后，侧翼国军已经无法“合击”攻长沙之敌，攻长沙日军已无后顾之忧。
国军的“天炉”，只剩下单薄的“炉壁”：长沙了。
致命的漏洞即便如此，在长沙的第4军，仍有3万多人，接近后来守衡阳军队的一倍！
衡阳能守47天，此时，如果第4军部署得当，是可能坚持较长时间的。
然而，此时第4军的军长张德能，在守城上的造诣远不如方先觉。
所以，第4军守长沙的部署，依然延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十军的部署，连阵地都还是上次会战留下来的，只是稍微做了一些加固。
然而，战情已完全不同！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军是临时改变计划，强攻长沙，准备不足，被日军高层认为是“自暴自弃的作战方针”。
此次，日军对长沙的攻势，看起来就是志在必得！
这种情况下，日军显然非常清楚：攻长沙，关键在取岳麓山！
因此，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提醒张德能：应集中主力守岳麓山！要是岳麓山守不住，长沙绝守不住。换言之，只要守住岳麓山，就是守住了长沙。
然而，对如此大事，张德能不置可否，只让赵征求薛岳的意见。
薛岳此时，对赵子立屡屡和自己唱反调十分不满，有心要“整赵”，最后两人互摔了电话，从此不再通话···而对于调整部署，却没有做出任何指示！
这是一个致命的漏洞！
很快，日军溯湘江而来，直攻岳麓山。
第90师守岳麓山，打得很顽强，但实力严重不足，形势危急！
混乱的调整国军守长沙，非常仰仗部署于岳麓山的重炮支援。
然而，日军对岳麓山的猛攻，压制了部署于此的重炮部队，使国军在整个长沙的作战都失去了火炮支持！
部署失误，长沙已不可守了。
此时，张德能做出调整：留一个团守卫长沙核心阵地，另一个团渡江支援90师，其余各部逐步用船渡过湘江，在湘江西岸待命！
长沙守不住了，第4军还是要保住！
临敌调整，本就十分危险，需要极为周密的指示。
然而，张德能指示草草下达了指示，至于谁先过河，谁后过河，物资如何转运都没有具体安排。
于是，各部在江边争抢船只，一片混乱！
日军见此，立正用飞机、大炮、机枪猛烈攻击，国军再次遇到了一场灾难！
兵败如山倒，不仅撤退部队陷入混乱，留守部队也军心动摇。
最终，留守部队稍事抵抗后，或四散逃走，或被俘，而撤退部队也伤亡惨重！
混乱的调整，引发了崩溃！崩溃之下，长沙沦陷了！
惨痛的失败此次作战，日军“自新墙河战斗开始至长沙沦陷，将近一个月，而长沙的战斗仅一天一夜”。
守长沙的2个师2万多人，更是在没有经过激烈抵抗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崩溃了！
此次作战，国军战死35400人，被俘高达111300人，日军战死1503人，其中军官101人，负伤3662人，其中军官225人！
18日，长沙沦陷。
20日，日军下达了攻打衡阳的命令！
折损了10几万人，不但很快就丢掉了长沙，而且，对日军的打击也非常有限，连迟滞敌人推进都没有达到！
付出的代价，比一次“决战”还大！而对全局的影响，连“逐次抵抗”的效果都没有达到！
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
战后，国军枪决了第四军军长张德能。
张德能，部署失策、调整混乱，确实对长沙迅速失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如此大的败仗，又岂只是张德能一人失误所至呢？
鉴于当时双方的战力对比以及日军此战的投入，守不住长沙，情有可原。
然而，败得如此惨，则是战役指挥，乃至军队体系上的问题了。
薛岳将军，沉迷于前三次作战的经验，在敌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过去的“天炉战”战法，在战役指挥上负有主要责任。
而国军自上而下低效的指挥系统，则是更深层的原因。
当时，日军已经在豫中会战中展现了其在中国战场大举用兵的企图。
战前，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国军已经形成判断：日军将集中前所未有的力量对湖南发动大举进攻！
这种情况下，国军依然采纳了原本就不现实的“决战长沙”意见，甚至在兵力部署上的变动也不大！
战役打起来以后，就连守长沙的具体部署，薛岳、赵子立、张德能等人也互相推诿，以至连已经察觉的漏洞也无法弥补···最后，上自战区司令，下至军长，都事实上放弃了对部队的指挥，导致部队一盘散沙，战而自乱！
如此军队，怎能不败呢？
人类文明中有哪些无比悲壮的场面？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汶川发生了8.0地震，还记得那天我们还在教室上课，当时教室里面的灯晃了一下，以为那只是自己的幻觉而已，第二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说了汶川大地震的事，放学之后一回家，边看新闻联播边流泪。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痛和难过浑身席卷而来，看着救援官兵从废墟底下抬出一具具遗体，无数个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在救出的那一刻，永远停止了呼吸，正是花一样的年纪....
由于地震破坏强度大，灾区所有道路已经损毁，处于震中地带的茂县已经成为一座孤岛。空降兵成为进入灾区勘报灾情的最后希望。
在5月14日11时24分，一架从成都某军用机场起飞的大型运输机载着某空降特种大队的108名官兵，飞抵茂县上空，其中有一位年龄48岁的大校李振波，在4000米高空带头纵身一跃，伞花迅速绽放，消失在白云之中，第一批7名伞兵跳伞后，第二批8名随后跳了下去。这是一次赌上生命去拯救生命的一跳，这次跳伞官兵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示、无指挥引导，其危险，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其中的队员之一，李玉山在后来的采访中向记者描述，无论他们降落的地方有多么偏僻总会有人群乌泱泱的围上来，在他降落后曾经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抓住他的手臂喊：解放军来了。在挺近汶川途中，空降兵不时遇到从震中往外走道游客，游客们纷纷递来写有亲人电话号码的纸条，希望带有通讯设备的解放军能为他们报个平安，后来没有纸了，他们就把电话写到迷彩服上，直到今天，那件写满电话号码的迷彩服还珍藏在空降兵军史馆。
这15名第一批进入灾区的勇士中的一位曾经给女友发过一条短信：我去灾区了，别为我担心，看到那么多人被灾情折磨着，作为军人我义不容辞，虽然我可以不去。我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只告诉你。那里情况不容乐观，抢险救灾有一定危险。记住，如果我留在那里了，别哭，你失去的是一个亲人，那里很多人失去的不止一个亲人，那里建好了去那里看看，别问我留在什么地方。
正是这15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民勇士争分夺秒为灾区人民打开了生命通道。
曾经有村民这样描述他们看到空降兵降落时的情景：空降兵挂在树上，脸都剐得稀烂，看得让人心疼得流泪。子弟兵来了，希望就来了！
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他们也是血肉之躯，即便知道前方可能是一去不回头的灾区，也毫不犹豫的奔赴前线。
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在南京江宁区有一位乞讨的老人徐超，在5月15号中午，向募捐点捐了5元钱，下午3点又来了，这次他捐了100元。工作人员了解之下才得知，这位老人中午捐的时候，身上都是零钱，不好意思拿出来，后来到银行兑换成100元整钱。后来有人爆料，这位老人后来又捐了339.01元，这些钱虽然数目不大，很有可能是老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当人们问起他捐款原因时，他却说出一句让所有人动容的话：灾区的人比我更困难，他们的生命都收到威胁，不容易啊。什么是位卑不敢忘忧国？这就是啊！
在汶川大地震中离北川县城的一所希望小学没有丝毫垮塌，在该校上课的483名学生和教职工奇迹般的撤离，在有一位叫沈长树的老师带着孩子们翻山越岭穿过灾区安全来到绵阳市。然而在12号这一天，他失去了7位亲人，妻子在地震中被压断一条腿，但他从未离开学生半步，甚至都没有去看过妻子。后来记者采访他，他说出一句让所有人动容的话：我没有去看过她，她现在在哪所医院我也不知道，她能理解我。是什么能让这位平凡的教师如此伟大，因为他觉得肩上的责任，对于学生，对于社会的责任，让他舍小家为大家。
还有一位叫吴忠洪的老师，为了就班里的最后两名学生，不幸遇难。根据吴老师救出来的学生所说，地震发生是，他示意大家赶紧往教学楼外跑，所有人在楼梯口挤成一团，突然后面有同学喊，教室里还有两位同学，吴老师非常紧张，又往四楼楼上跑，冲回教室，当同学们跑到楼下，教学楼塌了，为了救学生，吴老师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是崇州市怀远中学的一名伟大的老师。
救援人员在什邡龙居小学清理废墟时，发现英语老师向倩的身体被楼房砸成两截。面部血肉模糊，但她的双手紧紧护住两个学生，无论人们怎掰都无法掰开她紧紧搂住学生的双手，在场的救援人员都是泪流满面，自发向这位伟大的教师鞠躬致敬。地震发生时，向倩紧急疏散学生离开教室，在危急时刻，她看到两个手足无措的学生，他疾步冲上去，一手搂住一个朝教学楼外冲，教学楼突然垮塌，她和几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中，永远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得知女儿去世的父亲，悲痛欲绝，但他依然说出一句让所有人声泪俱下的话：“我可以理解，作为教师，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在家国灾难面前，我们眼里总是容易进沙子。
在映秀镇，当群众徒手搬开垮塌的镇小学教学楼一角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名男子跪倒在废墟上，手臂紧紧护住两个孩子，孩子还在活着，但这个男子已经去世，紧护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救援人员含泪将他的手臂锯掉才把孩子救出，这位老师叫张米亚，他才29岁。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灾难来临，他没有退缩，勇敢的张开手臂为孩子们守住一片生命的净土。
在地震来临的一瞬间，四川省德阳市东汽中学的教学楼坍塌。教导主任谭千秋毫无犹豫的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护住4个学生，后来学生们都获救，谭老师不幸遇难。在14日，张关蓉在给自己丈夫擦拭遗体时，怎么也没想到，人们流传的用生命为4个学生守护生命之门的英雄竟然是她那深爱的老公。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一位母亲留给她只有三四个月大的宝宝的手机短信，当救援人员在一间垮塌的房子废墟底下发现她的时候，已经死亡。她双膝跪地，整个身体向前匍匐，双手稳稳的支撑着地面，在她身体的空隙里面，一个黄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宝宝还在安静的睡着，毫发无伤。手机被塞在放着宝宝的小被子里，保存着和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古已有之，那一年 ，捐款的队伍里有匍匐而来的乞丐，有颤颤巍巍的老人，有半大的孩子，有....那一年，各地的献血队伍一眼望不到头......那一年，无数自发前往灾区救援的私家车辆被劝阻......那一年，8万名普通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泪流满面的高呼“中国加油！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灾难来临之时，举国上下、海内外爱国华侨，踊跃捐款。无数个令人感动的瞬间，无数次让我们感谢祖国人民的壮举，在灾难来临之时让我们感激涕零。
对此，我特别想说一句：我爱您，我伟大的祖国！抗日期间八路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备受屈辱的历史，这也是国人难以忘记的，而且当时八路军的抗日条件非常之差，吃不饱，穿不暖就不说了，就连抗日必需的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这也是导致抗日战争持续了这么多年的原因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用的枪械非常落后，甚至有的新兵都分发不到枪，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抗战时期，最先进的武器是什么呢？
打一发都要师长批准的炮毫无疑问，最先进的武器当然也是从国外进口的。
因为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造不出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武器装备，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武器就是苏罗通ST-5 20毫米机关炮。
这种武器是在德国顾问的引荐下，从瑞士进口回来的。
近代国家历史是由民国政府执政，苏罗通ST-5 20毫米机关炮只有200门，原本归国民正规军。
后来是大家达成协议联合抗战，共产党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因此，在国民政府的分配下，八路军才获得了一部分苏罗通机关炮使用于战场上。
在当时，八路军用的武器都是小米加步枪和大砍刀，机关炮对于他们来讲是所有武器中最先进的，而且弹药有限。
所以八路军战士们也不敢马虎，每次当要用到这个苏罗通ST-520毫米机关炮的时候，都会向师长请示批准，请示的内容甚至还包括了具体要打多少发弹药，可见那时的情况确实不容易。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动用了105个团在华北敌后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炮兵发挥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动的2门这种机关炮猛烈横扫日军，重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
库尔德民主军攻入IS控制的最后一个城镇？
哈金镇位于叙利亚代尔祖尔省靠近叙伊边境的幼发拉底河东侧的河谷地带，其属于叙利亚边境重镇阿布凯马勒市北部的区域行政分中心。整个镇子加上周边的村落总共大概9万人左右，人员属于该地区的Shaitat部落。在2014年IS崛起之后就一直被占领至今，现在为叙利亚IS名义上的指挥中心，有大概3000到4000名武装分子盘踞，相传IS创始人巴格达迪就窝藏在其中。 (哈金镇地图，古姿制作)
12月11日在美国空中掩护下，库尔德民主军终于在“哈金口袋”围攻战中取得突破，成功攻入哈金镇的西侧。经过两天的战斗已经基本拿下镇中心的清真寺。战斗进行的很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基本上是IS在叙利亚境内的已知最大的据点了，其基本压缩聚集了IS所有已知力量。IS武装基本无路可退，陷入死战已成必然。 其次城镇的大部分建筑物已经被毁坏，IS武装在城中布置了大量的地雷、爆炸装置、狙击手等，清理起来十分艰难。 最后IS武装裹挟了很多平民充当人体盾牌，美国为首的联军空袭造成了部分平民的死伤。叙利亚人权观察等组织已经开始搜集线索进行调查，造成的政治压力已经开始显现。(一片瓦砾的哈金镇)
其实哈金镇的战斗早就应该结束，但是由于今年一月土耳其军队对于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的阿夫林进行进攻，使得原本于4月进行的攻势不得不推迟到下半年。然而，由于10月2日卡舒吉案发之后，美国对于土耳其的态度软化，让土耳其方面对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频频发难，进行炮击。这使得已经展开的哈金镇围攻战不得不在10月29日暂停，库尔德民主军SDF回收主力全力应对土耳其的可能的进攻。现在就在SDF取得进展攻破哈金镇之后第二天12日，埃尔多安发表讲话，宣布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剑指SDF。这不禁让人怀疑埃尔多安与IS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很早以前在2014年和2015年的时候就有传闻，埃尔多安儿子涉嫌与IS做生意，以超低价格收购IS盗采的原油。(埃尔多安)
现在虽然库尔德民主军已经进入了哈金镇中心，但是不代表哈金镇被解放，更不代表着IS的将会被彻底消灭。有大批武装分子已经逃离至周边村落，他们可能化整为零隐藏在平民之中。据联合国在今年八月的调查报告预计大约仍有将近2万名IS武装人员潜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作为一种无形的传播物，只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就会死灰复燃，叙利亚反恐任重道远。(被民主军解救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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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战争是民心的战争吗？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叙利亚内战是一场检验民心的战争。
在内战爆发前，阿萨德政府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少数派的什叶派阿拉维学派领导的少数人执政政府。逊尼派被认为是饱受欺负的对象。而在2011年春季以来的叙利亚游行活动中，阿萨德政府的强势也饱受各界的批评和指责。确实，阿萨德在当时带来了惨重的平民伤亡，这让人不禁想起他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上个世纪在哈马出动坦克的情景。（受到轰炸的东古塔）
在西方，海湾君主国的宣传下，阿萨德变成了中东的“狄克推多”。听着西方广播，以及互联网渲染的反对者越看越多，众多的叙利亚逊尼派都站在了阿萨德的对立面。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出现了开枪的声音，就这样，战争爆发了。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阿萨德政府的军队频频失利，政府军丧失了诸多的土地。各种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而叙利亚政府的支柱————军队，也发生了叛乱。叛乱分子在沙特，美国，土耳其的支持下从叙利亚军中脱离了阿萨德，他们的团体名叫“叙利亚自由军”。该组织一度成为叙利亚势力最庞大的反对派武装。（叛军武装）
但随着战争进入到双方互相僵持的阶段，叙利亚政府军被指责实行化学战。叙利亚政府军则指责反对派枪杀战俘，杀害平民。事实上，许许多多的视频文件都显示反对派在凶残的对支持阿萨德政府的村庄进行毁灭。甚至在2015年夏季，一名叛军“叙利亚自由军”的士兵将被俘的叙利亚士兵挖心，并煮食心脏，自称得到了消灭阿萨德的勇气。叛军多次出现的野蛮行径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注目。而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开始炮制出“白头盔”一类的造假组织。（青年路过被炸毁的街道）
在战争刚开始的前几年，逊尼派们大多是反对阿萨德的。但在后来，他们看到了叛军的横征暴敛，为了敛财，叛军不惜以高价出售食品，强行征收男子参战。在叛军控制的土地上，他们甚至把被俘虏的政府军变成了奴隶!这些做法和十几年前的车臣战争非常相似。逊尼派也逐渐发现，比起阿萨德，这些叛军更不是他们想要的靠山。
而在2013年，阿萨德为了团结国民，做出了重要的改革，在他的执导下，叙利亚变成了一个民选制度下的国家。他不再谋求终身制，这一点，改变了他的父亲留下的遗产，叙利亚不会是阿萨德的叙利亚。（受战火困扰的叙利亚百姓）
即便是那些逃往国外的难民，在他们看来，阿萨德的印象也在逐渐变好。
自从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横空出世，反对派武装越来越变得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人们意识到，离开阿萨德，叙利亚可能还会变成索马里那样的长期无政府状态。于是，逊尼派倒向了阿萨德，而在2016年12月，政府军解放阿勒颇，意味着阿萨德已经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叙利亚政府军中也有许多逊尼派士兵，他们忠诚的捍卫着大马士革的合法总统，也用自己的忠诚血洒疆场。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在叙利亚是少数，他们知道离开阿萨德，和这些原教旨主义者打交道的下场有多惨，于是，他们从战争开始的那一年都支持了阿萨德。（一名库尔德武装人员）
当战争进行到2017年，阿萨德已经得到叙利亚各阶层的支持，人们不分宗派的团结在阿萨德的身边。他给老百姓重新修房子，重新提供公共服务和饮水，以及生活的粮食，这些，是反对派做不到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重新运行了公交车，道路重新被修建，而那些躲在阴暗角落，相信西方，相信原教旨主义导师的叛军，则变成了过街老鼠。
眼下，随着政府军夺取了大半个东古塔，即便先前死硬的叛军，也开始有人向政府军缴械投降。叛军挟持平民的做法得到的只有唾骂。这正如阿萨德总统在2018年2月的一次发言:“我将使你们重新回到国家的怀抱，执行宪法的庇护。”（负隅顽抗的反政府武装）
现在，国内的媒体，以及西方相当一部分人都还抱着2011年的观点，把叙利亚战争包装成“宗派战争”，把阿萨德包装成少数派，但实际上，阿萨德是叙利亚的多数派，他越来越顺应民心，他比卡扎菲凶狠得多，他比美国人想象的更坚强，他无愧于父亲的姓氏——阿萨德，意为雄狮。正是这个看似柔弱，年轻的男人，在艰苦的环境下支撑了七年，七年的时光，足以让他蜕变为一个英雄。
我是朱兴子，我在今日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