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黄金股票行情601988，为什么价值投资在2017年的A股如此盛行？
由于2017年中国A股中白马股持续大涨的罕见表现，价值投资这个被大多数中国股民嗤之以鼻的词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贵州茅台（600519）11月16日创出700元的历史新高之后，价值投资的争论更是达到白热化。
不过，由于A股过去长期较为封闭的环境，滋生的投机思路还在延续，致使大多数A股投资者（包括一些机构投资）严重错失白马股价值投资行情。
那么，为什么今年价值投资在A股如此盛行，天檀认为有其时代背景：
1、外部环境：从中长期来看，由于A股逐步开放，价值投资是大势所趋。国内股市国际化程度正不断提高，先有沪深港通，后有A股加入“MSCI”，在这样的趋势下，海外资金会持续不断的流入中国股市。
而根据MSCI预计，“入摩”初始流入A股的资金约在170-180亿美元，若A股在未来完全纳入，资金流入会达到3400亿美元。
A股走向开放是大势所趋，外资在短期内对A股投资风格更多起一种引导作用，从更长期来看，其则会成为A股市场重要的投资者。海外资金价值型的投资风格也会使得A股市场的估值体系发生重构与国际接轨，使市场风格向“价值投资”切换。
2、内部环境：IPO常态化改变供求关系，壳价值弱化2017年以来，国内股市IPO延续去年年底的加速度，提速明显。中国股市IPO在核准制下的发行速度和规模超越注册制下美国市场，这意味着国内市场即使未实行注册制，但实质上已是注册制。
IPO提速、严格退市制度、规范并购重组以及再融资新规趋严，使得壳价值大幅下降，题材炒作受到打击，市场壳交易数量和规模均出现明显下滑，投资者会越来越重视上市企业真正的价值和成长性。
鉴于以上分析，天檀认为未来A股大的方向将是美股化和港股化，也就是说：优秀企业的股价将持续不断的走高，而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同样可以持续的下行。
下图是港股市场股价倒数前全10名，可以清楚的发现，股价几分钱股票无疑不是亏损累累的品种，大家可以仔细对比：
所以，在A股必将开放的大趋势下，中国股民要尽快改变思路，以价值投资的角度选择股票，包括次新股中的成长股，也属于价值投资的另一个维度！（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喜欢吗？记得点赞，留下脚印，常聊！
目前手里有快2000万现金？
97年的，就有2000万现金，应该是富二代吧！
97年的，属牛，应该投资A股市场，经风雨见世面，在大牛市中实现翻倍增值。
1、如能接受一定风险，可在大熊市中买入具有垄断性、稀缺性、成长性的股票，长期持有，盈利不到翻倍不卖出。
2、如赌国运，可以逢大跌买入ETF，以彻底避免“黑天鹅”、“杀猪盘”，可以波段操作，年获利20%应该是十拿九稳的。
3、若把控制风险放在第一位，则可用简单粗暴的方法，逢低买入银行股，拿分红，参与网上网下打新（1000万以上可参与网下新股申报），年获利10%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请看，今年以来六大国有银行股价振幅（复权）：
工商银行(601398)，最高价5.85元，最低价4.67元，振幅25.27%；
建设银行(601939)，最高价7.24元，最低价5.81元，振幅24.61%；
农业银行(601288)，最高价3.68元，最低价3.09元，振幅19.09%；
中国银行(601988)，最高价3.77元，最低价3.17元，振幅18.93%；
邮储银行(601658)，最高价5.50元，最低价4.47元，振幅23.04%；
交通银行(601328)，最高价5.46元，最低价4.43元，振幅23.25%。
买卖银行股，只要你不贪，会落袋为安，收益也是很可观的！
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如何？
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农业、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记述。
总体而言，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著下降。
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交易。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是2730万，占5亿人口的 5－6％。由于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络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1936年，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传统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项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 1936年是＄6.97，比印度 (＄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 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经济部控股的中国纺织公司）控制了当时纱锭的36.1％，织机的59.4％，及大部分重工业。
二、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的数块。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 顷 ， 1933年为 2.27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 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 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 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率，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
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一些政党（例如国民党）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他主动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 。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三、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定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交通银行(601328,股吧)，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 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 ， 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 。
在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下，由于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和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极低时，最优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其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在沿海地区稍微提高但又没有高到足以将所有人都卷入分工时，则发达地区的人会卷入分工，而交通不便地区的人们仍然自给自足。如果有两个国家，国家之间没有移民自由，则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中所有人卷入高分工水平，没有二元经济，交易效率低的国家，沿海运输条件好的居民与外国贸易， 而交通条件差的地方自给自足，产生二元经济。在这种二元经济中，贸易条件对落后国不利。落后国可以用保护关税改进贸易条件，但这却以抑制分工的发展为代价。如果落后国进一步改进交易条件，则可与发达国通过关税谈判达成多边自由贸易，使国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生产力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提高。民国后期和1949年后和1980年代前，中国是采用的前一种经济发展方法。中国1980年代后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
